钱学森的学生们深情追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任新民、庄逢甘、屠善澄、鲍克明……这些航天界响当当的功勋科学家,都曾是钱学森的老部下。11月3日,他们齐聚中国航天科技大厦,追忆钱学森鲜为人知的往事。

“10月31日一上班就接到通知,说钱老正在医院抢救,让我们尽快到301医院去。中途我打电话询问抢救的情况,结果被通知‘抢救无效’。”电话那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几乎哽咽……

  发明“航天”和“导弹”两个词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钱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回想起与先生相处的那些点滴小事,钱学森先生的学生们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是“航天之父”,但没多少人知道,“航天”这个词也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1955年他的博士学成回国时,他告诫:

  94岁的航天“总总师”任新民回忆说,过去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词是“空间技术”,也有人用“航空”。任新民记得钱学森说:“航空是在空气里飞。火箭已经在空气上面了,怎么还能叫航空呢。”

“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由毛泽东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得到启示,钱学森上世纪60年代时首创了“航天”这个词。一开始还有争议,后来全国人大批准成立航天部,“航天”就成了通行的叫法。

“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

  “导弹”这个词,也是钱学森的创作。任新民说:上世纪50年代时有人叫“控制系统”;钱学森发明“导弹”这个词,许多人不赞成。但后来也都这样叫,因为“导”字的确很传神。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将来搞火箭导弹恐怕还是要靠计算机”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

  有一段时期,用液氧和煤油做发动机燃料,是国外热门的研究方向。但钱学森认为,对于战场上使用的导弹,这种方案不实用——“液氧要现装。如果提前装进去,发射时容易漏完。”按照钱学森的意见,中国导弹使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氮作为发动机燃料。

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任新民说:“美国和前苏联由于液氧实验不成功,改走了偏二甲肼和四氧化氮的路线。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找我谈话,说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

  钱学森的深谋远虑,令许多人折服。火箭发动机专家鲍克明回忆说:“我学的是冲压发动机,钱老有次跟我讨论。他认为,对于速度4倍音速的导弹,煤油还可以,如果速度更高,煤油的热值就不够了。需要加高能燃料。”在钱老的指示下,鲍克明去国防科工委申请材料做实验,好给未来打下基础。

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正规网赌平台,  几位老人都提到,钱学森说过:“将来搞火箭导弹要靠计算机。”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说:“记得有一次前苏联专家访华,我想向他们要更大的风洞。但钱老说:‘将来恐怕还是要靠计算机,导弹速度一高,要在地面模拟高温系统,风洞要做的很大,不大好办。’当时我还不太理解。”在钱学森的指示下,中国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工作开展很早。如今“数字风洞”的发展证明钱老的判断是对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许多人都提到,钱老看到国外一些新的技术进展,会提醒别人注意。飞行器控制技术专家曾广商曾在文革时接到钱老的通知——有关专业要关心射流控制技术。而后来证明,这一新技术的掌握,有助于多种型号导弹的研制。

“钱学森凡事都站在国家的层面,没有私心,凡是只要为国家好,就去做。”钱学森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鸿儒说,他在做中科院力学所长的时候,在全国办了很多力学班,包括清华班、北大班、中科大班……他的观点是:全国谁搞得好,谁能干,就让谁干。

  任新民回忆说,文革时有一次,钱学森听说国外发展核反应堆,还主动去找钱三强讨论,在纸上给钱三强画反应堆和稳定棒。

学生们担心知识面不够,不能胜任航天工作,他叮咛:

  “小数点后为什么有四位?”

“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第一次潜射实验前,要先确定落弹范围。“定大了,人家会笑话;定小了,打不进去出洋相。”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原副主任沈新荪回忆说,为这事大家研究了好几个月,钱老经常听取汇报。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从1963年初开始,孔祥言与朱毅麟、褚桂柏等人一起,跟钱学森进修空间技术,并协助他规划我国1965—1975年的航天事业。

  有一次开会,当汇报到一个地理数据时。钱老打断说:“这个数据,小数点后为什么有四位?这四位是怎么出来的?”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回忆说。

  大家这才想到,以当时有限的遥感测量能力,数据都不够精确,小数点后四位根本没意义。钱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任新民评价说:“他不是一个只懂理论的科学家。他很讲求实际。”

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告诉记者,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任新民50年代初在国内参照钱学森的书试制导弹。书里提到用沥青等材料做固体火药。但始终不成功。

年轻人提出新思路解决了火箭发射问题,他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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