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正规网赌平台:: 中岛健藏先生

 
  访法归来,我在上海写信给东京的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说:“在巴黎同朋友们谈起当代的法国文学,我常常想到您,因为您是法国文学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读过中岛先生一篇介绍罗杰·马丁·狄·加尔的长篇小说《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但这次我在巴黎经常惦记中岛先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据说到了后期了。
  我知道中岛患癌症比较迟。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我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我谈起过去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怕困难、不畏强暴、长期为两国人民友谊奋斗的中岛先生,表示了深的怀念,我说看到他多年的艰苦工作开花结果,他应当放心地休息了,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会在上海机场出现,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样的等待我有过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汉机场同他们夫妇分别以后,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谈心的日子,我相信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我等待着。等了十一年,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陪同他们活动了几天,还举行过座谈会,也讲了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积在我心里的话却始终没有讲出来。十几年来它们像火一样地烧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记过它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岛先生到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们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夫人还说看见我,他们很放心了。就在当时我也明白这所谓“放心”是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我更了解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  ①  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心内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起东京的友人。我在报上看到中岛的照片和他到中国的消息。我盼望着、等待着同他们再见。
  漫漫的长夜终于到了尽头,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从一些熟人的口中我还听到不少动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见都不敢相认的日子里,好些日本朋友四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有一次“中日友协”的工作同志告诉我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壬到中国访问,听说不让我出来,他说他想不通。在巴黎的法国朋友也曾使用各种方法打听我是否已遭“四人帮”的毒手。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我不是用美丽的辞藻空谈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却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岛的真实病情。但是我还希望他的病有转机。我开始给他写信,我去过三封信,他写过三封回信。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他的病情的严重。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诉我,他“只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办法进行工作。目前只是为一份杂志写连载文章《昭和时代作家群像》”。过了两个多月他寄来的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国访问一行五位的名单,他们将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机返国,他希望我接待他们。小说家水上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和严文井、马烽两位在他府上做客,去年五月我又曾到北京饭店新楼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畅谈了一个夜晚。同他在上海重逢将是我莫大的愉快。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时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北京出席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匆忙中我给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歉的信,还有一封信是请他带给中岛先生的。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几天,《人民日报》就刊出了中岛先生的噩耗。我托全国文联发了一个唁电去。但是对和中岛先生相依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讲什么话呢?再过两天从上海转来水上勉先生的复信:“杭州出发的前夜接到中岛健藏先生的讣告,来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转交中岛先生的信函,实在无法制止悲痛之情。……”我给中岛先生的信就是访法归来写的那一封,我哪里想到他的时间竟然是这么短促,连听人念它的机会也没有!一位在北京“作协”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我见到和水上先生同来的木村女士,她含着眼泪说,‘中岛先生不会活过一个星期了。’”我开完会回到上海,有一天同王西彦同志谈起,他接待过水上先生,他告诉我:“同行的木村女士说,中岛先生病危时,讲过几个人的名字,有一个就是你。”
  这一切我为什么早不知道?我为什么从法国回来不马上给他写信?为什么我不赶去东京探病?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迹了。难道这就是结局?难道这本友情的书就从此合上给锁在书橱里面永远不再打开?不,不可能!死绝不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

                  一

  我最初看见中岛在一九六一年,那是中国解放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以后我去他来,我们几乎年年见面,无话不谈,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喜欢酒,又有海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访日,当时两国邦交并未正常化,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中岛先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有力的支持。我深深体会到,要是没有中岛先生这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吗?只有由荆棘丛中、泥泞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岛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义。
正规网赌平台,  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绝不后悔。”他说。于是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的经验”来。一九四二年他当过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①。他的确为它献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昨天日本小说家井上靖先生经过上海回东京,我到机场送行。闲谈间我想起两年前的事。两年前我也曾来这里送别,客人中除井上先生外,还有中岛先生和京子夫人,还有其他的日本朋友。不过两年的时间,机场上仍然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候机室里却似乎冷清得多,我始终感觉到自己心上那个无法填补的空洞,井上先生和我都在想念那位失去的友人。
  日航班机飞远了。我也回到家里。我静下来,仍然不能忘记失去的老友。我又找出他今年的来信,读着:“一九六一年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同您一起游览了富士五湖和金泽,那个时候我们在东京还遇见了春雪,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还有东京新宿的秋田家,它的老板娘上了年纪,去年把店关了。您下次来日本就另外找一家像秋田家那样的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这是三月十六日信上的话。
  敬爱的朋友,我是要来的。但是我在什么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呢?中日两国的邦交恢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您的五卷新作《回想之文学》出版了。您的事业正在发展,您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什么您偏偏死在刚刚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然而您放心吧。大桥架起来了,走的人越来越多,它是垮不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孙后代会看见的,一定会看见的,我相信,我坚信。
  七月三十日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做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做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①,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决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病。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的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我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

  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②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啊!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③,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三

  在京王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场“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现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做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做“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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