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超18万人落马 房产等领域成反腐重灾区

摘要: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中纪委前段时间曾刊发文章中国收获反腐红利:以反腐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将成为新常态,有效刺激民间投资潜力和全社会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中国红利。
反腐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红利到底有多大?彭博社对17位经…

10月21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第二天,中央纪检监察网站先后发布三条消息: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喜接受组织调查,湖北省政协原常委、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梅祖恩和湖北省国资委原党委委员、副主任王侃被开除党籍。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中纪委前段时间曾刊发文章——中国收获反腐红利:以反腐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将成为“新常态”,有效刺激民间投资潜力和全社会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中国红利”。

这种“一天三人落马”的反腐节奏在“十八大”以来已是常事。在不到两年时间的“打虎拍蝇”战役里,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而交通、房地产、矿产资源、发改委系统等垄断程度高、权力集中的领域无疑是反腐“重灾区”。

  反腐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红利到底有多大?彭博社对17位经济学家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经济学家预测,中国政府的反腐运动将在2020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1到0.5个百分点,可能相当于获得一笔大约700亿美元的红利。

按照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时间表,我国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众多专家认为,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成为中国反腐从“治标”转向“治本”的重要节点,法治反腐将成新常态,以此为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将有效刺激民间投资潜力和全社会活力,有望带来超过700亿美元的改革红利。

  还有专家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相对彻底地反腐败,将来能够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约束,这个影响有可能会超过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反腐红利还不止700亿美元。反腐红利的存在有力驳斥了一度甚嚣尘上的“反腐影响经济发展论”。

重拳

  事实胜于雄辩。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为打击民愤极大的腐败,降低经济发展成本,新加坡政府采取“铁腕护廉”手段,对腐败分子一概严惩;同时实施“积薪养廉”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加大公务员犯罪成本等。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未因反腐而停滞或倒退,反而因政治清明而稳步前进。

权力集中部门等成重灾区

  反腐红利的全面持续释放,有赖于行政环境的不断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行政环境若与市场不配套,就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今年7月,李克强总理在召开的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政府部门束缚企业的条条框框很严重,东北某市一个民生项目,而且是重点的民生工程项目,在8个月之内,盖了133个公章,原定开工日期早过了,但还有12个公章没有盖完。由此可见,如果行政环境严重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会在无形中折耗反腐红利。

过去的八、九月份,中纪委和检察机关先后从国家发改委带走了5名司局级官员。如今,被外界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只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而早在上半年,同处一个院子的国家能源局已有近半业务部门一把手因反腐出现更迭。

  对企业来说,隐性的反腐红利,就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实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已经成为新一届政府推进职能转变的突破口。从2013年5月1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到今年3月15日国务院60部门集体“晒”权力清单,涉及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达1235项,连续多轮多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彰显了中央政府改革行政环境的坚定决心。

这样刮骨疗伤般罕见举动的背后,是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的高压推进。在2013年1月22日的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的要求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对反腐路径做出了具体部署,“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要让企业尽快取得反腐红利,在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过程中,还要防止为官不为等“亚腐败”现象。例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玻璃墙”:申报手续久拖而不办、反映问题后迟迟不见下文……程序简了、门好进了、脸好看了、话好听了,但事情仍然不好办,一些按政策不成问题的反而成了问题,该办的能办的事情却办不了,总像有一道“墙”,卡在职能部门与办事群众之间。此“玻璃墙”有三个特点:一是“看得见”,办事者就在里面;二是“没有显性障碍”,规章制度不难找到;三是“无法进入”,真正办起事来却相当困难。李克强对此现象就曾痛批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为官不为现象虽然与腐败有一定距离,但它却是行政环境不良的体现,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无为”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乱作为”,若不及时纠正,贻误工作不说,还会导致整个干部队伍士气低落,进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

一场零容忍“打虎拍蝇”的反腐战役由此开启。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数据显示,2013年,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立案、结案件数、处分人数均比上一年有两位数增长,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就有31人。

  说来说去,要让反腐红利尽快惠及企业,必须大力配套推进行政环境改革,彻底消除生产力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必须强化各种政策的执行力,保证政令畅通,防止人为因素造成行政环境恶化,进而反噬反腐红利。

2014年反腐力度更是空前,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仅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中就公布了500多名官员被调查或处理的消息,绝大多数为厅局级官员,其中副部级以上官员便有32人。

让更多人知道事件的真相,把本文分享给好友:

值得注意的是,交通、房地产、矿产资源、工程建设、发改委系统等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相关官员纷纷落马,甚至有部门整个领导班子被“一锅端”,而这些领域都是垄断程度高、权力集中的部门。

更多

“从薄熙来,到徐才厚,再到周永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不断打破惯例,有坚定性和标准统一性,不论官高到什么位置,退下来多少年,只要有腐败行为,绝不会姑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高强度反腐,为即将到来的法治反腐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前景

“治标”转向“治本”

今年,王岐山在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时指出:“反腐要讲‘不敢’、‘不能’、‘不想’,‘不敢’是治标,‘不能、不想’是治本,我们要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不敢’这条已初见成效。”

相关文章